进入2008年，有业内人士半戏谑半认真地将自己QQ的个性签名改作“08就看80后”；而“80后画家群”的市场表现也或多或少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期待。5月10日，27岁的高瑀以一件《打虎》再次刷新亚洲同龄人中的单品拍卖纪录，同时也成为国内“百万艺术家”中最年轻的一位；欧阳春、罗丹等同样为市场所看好，以“年产值”而论，已经跻身中国艺术家的“百万俱乐部”；还有一批新锐艺术家，其作品连展览都没参加过，直接就被拿到市场上来，没有别的理由，只因为他们是“80后”。

    在他们同样的年龄，许多在世的老一辈艺术家还在研习技法、积累素材，“70后”则信手就把作品赠人，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日后会价值百万。因为年龄，他们艺术生涯在青葱岁月就打上了市场的深刻烙印；也是因为年龄，他们是中国打造文化“软实力”的希望所在，负载着中国文化产业“创意时代”的历史重任。

    “80后”更像个市场概念

    自从“70后新生代”的提法问世，业界好像开始热衷于用描述性定义打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，“卡通一代”、“后新生代”、“新卡通一代”、“果冻时代”、“独生一代”，形形色色的提法无一不把热议的焦点瞄准“80后”；但凡此种种，却也无一能够完整准确的揭示这代人的集体表征，描述性定义只是徒增混淆而已。一番纷扰之后，只能回归“80”这个断代标准。

    对于市场把他包装成“80后艺术家”，“80后”代表人物之一的高瑀并没有照单全收：“俗话说‘五年一代’，和接受信息有关，我们80年代生人的肯定有相同之处；但按年代划分，那是因为找不到更科学、更准确的办法，方便经营者把我们这些新股票打包上市。”

    其实，单就艺术的整体风貌而言，“80后”与“70后”并没有显著的代际区隔；不过，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高瑀一代，其艺术生涯，差不多与中国的艺术市场同步启动。他们在艺术理想与审美理念锻造成型的关键时期，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经济大潮的冲击。在迈入艺术殿堂的同时也感受到将他们从中抽离的力量，在艺术与市场的博弈中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使之成为生活的常态，这是他们的所有前辈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。艺评人钟忱一语中的：“‘80后’，与其说是社会或者生理范畴，不如说是市场范畴。”“他们是与市场共舞的一代。”

    拥抱艺术，看淡市场

    好在高瑀对自己在市场上的成功还有比较清醒的认知：“只能说我现在是一支刚上市的股票，处于上升趋势。”他还一再告诫，“别太把市场当回事儿！我觉得是一种机缘巧合吧，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操作者。”

    在与艺术的关系上，欧阳春以一种冷峻的姿态坚持着自己的探索，“你可以说我的东西是艺术，也可以说是垃圾，我都接受。”他全然不睬时下的艺术风尚，惯用稚拙的手法和灿烂的笔调描绘故事。

    高瑀则颇有几分嬉皮的玩世不恭，“尽量不谈艺术，不靠艺术活着，随时远离艺术。”他还把熊猫小堂——他在云南丽江开办的主题会所式的青年旅馆——移植到北京。不过，熊猫小堂的落脚点还是北京的798艺术区，一间画廊承接了高瑀的艺术梦想并把它变为“触手可及的现实”。

    夏理斌，中央美术学院育人“流水线”上的“完成品”，也在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。“当然不排斥市场；不过会同市场拉开一段距离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”他的毕业作品选取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“抗击非典”这一选题。

    目前还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的徐典，已经多次参加各种艺术样式的国内外大展。“还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。”她说，“市场的问题考虑的不是太多，毕竟好的东西总会有市场的。”

    正如张晓刚评价中国当代艺术时所说的：“我一直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有一种被一个浪潮一个浪潮推着走的感觉，被市场推着走，自主性一直较弱。现在市场在培育一些新的艺术家，也在毁掉一些艺术家。”年轻的中国艺术市场选择了年轻的“80后”艺术家，从那一刻起，也就注定了一种“成也市场，败也市场”的结局。行走于艺术与市场的悬索之间而不坠，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，值得艺术家们好好把握。